[文化]赵巧崖摩岩造像考
在通江县城西诺江路侧的山崖上，有十余龛唐代佛教摩岩造像，距此不远处又造有一完独立的石像。其象高大伟岸，巍然站立，豹眼园睁，状貌威严，左手擎一浮屠，胯下骑一侏儒，为传说中之地鬼。（现在大搞开发，很难找到了，要多问些人才知道）
这兔石像是谁?民间一种传说为石大将军，一种传说是赵巧，胯下骑的是鲁班。所以，长期以来老百姓大多把这座无名的山崖以赵巧岩名之。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而已。究竟这尊塑像是谁?《逍遥游》1987年第4期上载文《王建岩前说王建》认为是前蜀主王建，胯下的侏儒是王建的假父田令孜。文中说:“王建……被人骂为“贼王八”，像这样声名狼籍的人，为什么还有石匠给他造像并保存至今呢?文章说“王建任刺史后，火烧洪恩寺，救出八府巡按和良家妇女，受到朝廷的嘉奖和人民的称赞”。
如此看来，这尊造像似乎就一定是王建无疑了。因为赵巧和石大将军二说只是民间茶余饭后的传说而已。其实，稍如考证，就可知这尊塑像既非赵巧，但也决不会是所谓“王建”。
王建(847—918），五代时期蜀国的建立者。公元907-918年在位.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今属河南省)人。少年时以屠牛、贩私盐为业。唐末从杜审权镇压农民起义军，后领璧州刺史。唐大顺2年(891)攻取成都，后杀陈敬瑄、田令孜，继攻取东川，有今四川全省。天复3年(903)封蜀王.后梁开平元年(907)王建在成都自立为帝，国号蜀，史称前蜀。
像王建这样一个封建割据的小皇帝，壁州的百姓或是“石匠”，为什么要给他塑像？这种塑像又有什么意义?是否真正存在这种可能?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首先从时间上说，不具备这种可能性。造像下题款时间是景福元年(892)，而此时的壁州与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下同)、集州(今四川省南江县，下同)等同属山南西道辖。百姓或是石匠纵然“怀恩”又岂敢置山南西道节度使，壁州刺史的威严于不顾，在州治西侧的山崖上，在众目睽睽的大道侧为“贼王八”王建造像?大顺3年(891)王建依“阿父”田令孜之力才得以进驻成都，“移敬瑄于雅州安置，仍以其子为刺史”“令孜仍旧监军事”。(《旧五代史》卷136)从积极图谋霸业出发，王建在斯时还必须借田、陈二人之力以收取两川州县，直到景福二年(893)西川平定之后，才杀却田、陈二人，怎么有可能在景福的造像中就把王建依以为父的田令孜置于胯下?事实上，塑像工程浩大，非三四年工夫不可，倘要计算这段时间，就更不可能了。
其次，从王建与壁州的实际关系上讲，也没有给王建塑像的可能。“及唐僖宗还宫，(王)建等分典神策军，皆遥领刺史”，(《旧五代史僧伪列传第三》)这就是说，王建的壁州朝史是遥领而不是实授。因此，王建是否到达壁州也还是悬案。《通鉴》:“光启2年(886)正月”，“上以传国玉玺授建，负之以从”，“王建扶掖上自烟焰中跃过，夜宿坂下，上枕建膝而寝……解御袍赐建”、“三月车驾至兴元，……遗王建帅部兵戍三泉，晋晖及神策军使张造帅四部兵电水，修栈道以通往来，以建领壁州刺史。将帅遥领州镇自此始。”当时，王建实际上是奉命戍三泉(今陕西宁强)，而三泉距壁州尚近千里之遥，王建不可能既戍三泉又任壁州。据诸史记载，王建从典神策军起，一直未有赴壁州刺史任的记载。《王建崖前说王建》中所说的王建在壁州办了些“体察民情、顺乎人心的好事”不知是指什么!也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如果把民间传说的“火烧洪恩寺”列为“王建在壁州”的治绩，很显然是不应该的。传说中的王建救八府巡按一事。只能算作民间传说、戏曲故事，绝非历史。因为在唐代还没有“八府巡按”这种官的设置(按:此职之设在洪武24年即1391年之后)，当然无法作为依据。
再说，象通江的这种摩岩造像又绝非当时的壁州一处，仅在四川也还有巴州、昌州(今大足县)等多处。考其造形风格、技法几乎同出一辙.甚至，在巴中的南龛所塑的毗沙门天王像，群众也一样称作是“赵巧夹鲁班”由此产生的民间传说与通江无异。莫非巴州、昌州的黎民百姓或是“石匠”也感“壁州刺史王建”的“洪恩”而为其摩岩造像吗?
而且，通江赵巧岩摩岩造像如果真是王建造像的话，那么，其造型当然应与永陵石室出土的王建像多少有一些相同、相似或相近。可两相比较却无任何一点相同、相似或相近之处。永陵的王建石像，安坐轮椅，其浓眉深目，隆准高颧，薄唇大耳，头戴幞头，身着赤袍，腰系犀革玉带，与通江赵巧岩造像的赳赳武夫相较，完全两样，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还有，《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新唐书》、《旧唐书》、《前蜀后蜀史》和《资治通鉴》上均无王建看破红尘，饭依沙门的记载，而通江赵巧岩上的“王建”像却左手高擎浮屠，是史籍阙漏?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呢?
综上可以断言:通江县城西赵巧岩上的石像既非鲁班，也绝不是王建，而应是中唐佛教造像毗沙门天王。
毗沙门天王，俗称托塔天王，是唐代著名战将李晟的化身，是佛门崇奉的战神和财神。从这里可以看出，民间传为石大将军还是有些道理的。“唐玄宗天宝七载(748)赦全国诸道州府于城楼西北隅置天王象”。(((大正藏》第二十一卷第227页)，因而，说赵巧岩造像是毗沙门天王不管从时间和方位上说，都提供了佐证。如前所述，造像左手擎一浮图(文革半损，今可窥其大概)，亦可证明其为佛教造像无疑。
中唐以降，佛教密宗造像风靡一时，毗沙门天王和千手观音是当时统治者最乐意洪奉的偶像。史载，唐时壁州、巴州、集州、昌州、沪州的僚人不堪压迫，经常聚众反抗，所以会昌元年（846），巴郡太守荣阳郑公在巴州南完山(坡)造天王像，并立碑志其事。
东川军阀韦君靖割据昌州，也在大足龙冈山造天王像，为自己助威壮胆。这些都足以说明，通江赵巧岩石像是当时统治者，为镇压人民反抗，为自己撑腰壮胆，而奉敕建造的毗沙门天王像。
由于通江城西这座摩岩造像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对研究唐代通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艺术都是重要的参考材料，所以，愚以为还是审慎一些为好。尽管“赵巧岩”这个名字于史实不合，但已流传数百年，早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作为一种文物标记，最好不要随便改来改去，即使根据臆想改为什么“王建岩”，也未必能把王建拉进石窟之内。（作者：曾星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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