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英雄巴山游击队
“巴山游击队”的真实名称叫“川陕游击军”。为啥又叫“巴山游击队”？是建国后有人发现“打陕安川”这幅标语落款是“巴山游击队”。其实，原起名为“川陕游击军”，印章刻名是“川陕游击军司令部”。
川陕游击军几易领导人。1934年1月底的一天，中共川陕省委在通江城召开了一次办公会议，参加者有省委秘书长吴永康、红33军军长王维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余江震、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兼青工部长吴尚德。会上，传达了西北军委的一条决定：主力红军处外线作战，川陕省内需组建一支川陕游击军。列为游击军的部队有33军，袁克服、徐长勋率领的独立师，何其芳率领的独立团，张仁初领导的保卫营，各县军事指挥部所属独立营，共两万多人。当场宣布了游击军领导人：总司令兼政委周纯全、副总司令兼副政委王维舟、政治部主任余江震、政治部副主任吴尚德。1934年元宵节第二天，周纯全又主持召开组建游击军的第二次会议，除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外，增添了省委组织部长谢富治、宣传部长刘瑞龙、省工会秘书长廖承志。会上，传达了反“六路围攻”战况和西北军委新近决定，33军调外线作战，游击军领导易人，余江震任司令员，吴尚德任政委。其组成部分，33军退出游击军，其余不变，万余人。周纯全说：“这个人数还是不少，只要发扬不怕死的精神，敢于和敌人战斗，还是能歼灭敌人的。”1934年8月，反“六路围攻”接近尾声，西北军委下令，袁克服担任游击军司令兼政委，吴尚德任政治部主任兼管地方工作。1934年12月，张国焘亲自下了一道命令：袁克服调前线工作，徐长勋任游击军司令兼政委，吴尚德任政治部主任。这时，游击军实际不足1000人，实有枪支700余支。游击军驻南江，编为3个大队、9个中队。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倪志亮，通知吴尚德到长赤，转交了徐总指挥赠给徐、吴的两把指挥枪，授给了“川陕游击军司令部”军旗及司令部、政治部印章。进行了诸多勉励。吴尚德快马赶回南江县城，向徐长勋司令作了汇报，举行宣誓仪式。宣誓后的第二天上午10点，红四方面军73师曾任营教导员、后任绥定道委书记的刘子才带来一连人，宣布了张国焘的命令：“刘子才任川陕游击军司令员兼政委，徐长勋、吴尚德速赴旺苍，另行分配工作。”叫他俩将从苏维埃政府选调的200名党员干部迅速带走，赶到旺苍去集合。这时，川陕游击军的组成部队是：红四方面军12师36团特务连、南江和旺苍两县地方武装、陕南褒沔中心县委组建的红庙塘游击队，共约1000人。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游击军开赴南江桃园一带，打击民团的复辟活动，并建立了南郑县小坝、喜神两个乡苏维埃政权及蒿坝、高桥、小坝独立连、游击队。9月，打败了（陕西）国民党38军陈鹏、王耀震两个团的“围剿”，重创了南郑县保安队。游击军发展到了1200人，游击区域由桃园寺、麦子坪、盘龙湾、苏家河扩大到陈家山、大坝、草鞋坪、关坝、映水坝、檬子潭、．天池寺、龙头山、汉王台、胡家湾、巫山垭、喜神坝等川陕边地，纵横约500平方公里。
1936年3月，敌38军一部袭击塘口子，刘子才在取得了几次胜利的情况下，思想上骄傲、麻痹，事先无防备，被动退却，临时指挥部队退往铁炉坝，并在铁炉坝召开会议，敌人两路合围拢来，哨兵数次将紧急情况报告他，他总是说“几个毛毛兵算不了什么”，不让出战，结果被敌包围，伤亡很大。杀出血路退到宁强三河镇三道河后，又错误执行“纪律”，促使红12师36团特务连脱离游击军，单独前往通江碑坝，行进途中，被朱南轩保安大队缴械。游击军转移到桃园时，仅存260人。8月，又遭敌38军一部偷袭，仅存60来人，被迫隐蔽深山，住魏家坝一石窟之中。
曾任绥定道委秘书长赵明恩提出和执行“打陕安川”，游击军一后来称为巴山游击队再度壮大。
1936年9月，巴山游击队在魏家坝石窟召开全体人员会议，严厉批判了刘子才的轻敌麻痹错误，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降为伙夫。刘子才接受了大家的批判，表示当好伙夫。大家推选赵明恩为游击队领导人。因人数减少。游击队编为一个营，下设一个连和两个队（实为两个班），营部转移桃园寺。重建了党支部，支部书记赵明恩。会期中，大家同意赵明恩提出的“打陕安川”政策——以桃园为根据地，对四川的地方势力争取合作或使之中立，使游击队有安定的后方，把斗争矛头指向陕西的地主富豪。
会后，巴山游击队精神大振，立即着手建立了以桃园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他们向桃园附近的寨坡、上两、关坝一带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各阶层人士，积极宣传“打陕安川”政策，进而推进到南江县城和杨坝、长赤等地，实现了地方政权和游击军互不相扰的局面，陕南军政各界，上告南江县政府“养虎伤民”，律江县长李植生也因杨坝、上两、贵民等地确实“民安”，置之不理。
巴山游击队在陕南、川北一带联系和发动群众，宣传游击主张，打富济贫，加强统一战线，纪律严明，群众拥护。一度时期，游击队发展到500多人，建立了以川陕边喜神坝、大小园包、铁炉坝、回龙沟为中心的纵横100里的游击根据地。
1935年10月，毛泽东在甘孜向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询问了巴山游击队的情况。1937年10月，中央从延安派了何孝林到游击队，介绍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民族统一战线情况，将“打陕安川”改为“团结抗日”。1938年2月，又派原红军98师295团营长王正坤（化名陈科同）由汉中工委具体安排到离南江桃园160里的兴马坎落户经商作长期联系。1938年7月，中央派吴显国带着王维舟给赵明恩的信件、地图、书刊、八路军服装样品到桃园，因赵明恩警惕性很高，要见到陈昌浩、张琴秋的亲笔信和照片才相信。中央得到报告后，即将陈昌浩、张琴秋亲笔信件、照片发往中共川康特委，特委指定阆中中心县委书记饶孟文亲自办理。饶孟文将信失落，他参加延安整风，未交代清楚此一问题，后病故。周恩来再请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赵明恩之妹赵明贞拍照一张，写信一封，要他们下山回延安，又由赵明恩的同学魏传统写信一封，一并经蔡畅交汉中工委负责办理，但因故未送到巴山游击队而没有实现。
正当巴山游击队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修正自己的斗争策略时，1938年秋，胡宗南新编第9师进驻南江，加上国民党又调集广元警备区司令、164师师长杨晒轩，南北合围“清剿”游击队。几经战斗，游击队依托有利地形，战胜了敌人。1939年冬，国民党又调21军164师490旅旅长李子猷（巴中人）兼巴山督剿主任。李子猷领4个团的兵力，联络陕西省保安队纠集的川陕团防，总计7000余人对巴山游击队实行“围剿”，他们将游击区的老百姓强迫迁走，断绝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使游击队陷人绝境。
1940年3月，游击队转战到碑坝附近一个叫老窠树的地方，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开展殊死搏斗，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赵明恩带领3名战士突出重围，打算潜回达县老家继续从事地下活动，行至南江杨坝猪槽沟，被他的通讯班长杨芝芳枪杀。叛徒杨芝芳是南江杨坝人，事后一直隐匿到建国后1957年，因一次他与自己的妻子吵架，矛盾尖锐，于是他在妻子面前逞凶说：“老子人都敢杀，还怕你不成。”后来消息传出，加之他又犯有盗窃、中滋事等罪行，经过调查，原来他就是杀害赵明恩的凶手，终于把这个叛徒抓了出来，依法判了死刑；
赵明恩生为义烈，死亦忠良，南江县革命博物馆在建立巴山游击队纪念馆后，是这样介绍赵明恩的：
赵明恩（1910年～1940年），四川达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934年两次被捕入狱，酷刑不屈。红四方面军解放达县时出狱，加入红军后任红33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前组建巴山游击队任2营营长。1936年游击队在陕西作战失利后，被推选为游击队主要负责人。1940年2月，在南江杨坝猪槽沟被叛徒杨芝芳杀害，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赵明恩牺牲后的第三天夜里，被国民党围剿打散的陕西籍队员鲜崇明与他大哥的姨妹李王氏，将其无头身躯运回铁炉坝游击队指挥部东侧掩埋了，国民党陕南清剿部队与地方团防知道这一消息后，派人到喜神坝将李王氏活埋于她房屋北面，在铁炉坝牛角湾抓住了鲜崇明，就地一刀一刀割死。国民党南江县政府将叛徒杨芝芳送去邀赏的赵明恩的人头，挂在南门口一棵苦楝树上示众三日后不知去向。
叛徒杨芝芳藏匿深山老家仍不守本分。建国后偷杀农业合作社的耕牛，带领不明群众闹粮，被政府捕获归案后，他竟然提出以杀赵明恩的功劳抵减他的罪过。到头来，他那可耻的灵魂和肮脏的身躯最终难逃脱法律的惩治。
根据地人民为了悼念赵明恩烈士，将他的墓围成了上底3.8米，下底5.4米的一个正梯形的“神庙”，供大家常年祭祀。在纪念红军解放南江70周年之际，巴中市委、南江县委决定开放巴山游击队指挥部旧址，在铁炉坝修建了巴山游击队纪念馆，赵明恩烈士墓亦采用了青石围栏修葺一新，至此以告慰先烈于泉壤。
1940年5月，突围出来的刘子才化装经勉县至汉中八里铺，买了几十斤棉花，取道长赤游击队员朱永安家，化名陈机匠，欲招旧部重建巴山游击队，不幸被捕入狱，是年6月英勇就义。坚持5年之久的巴山游击队，在大巴山谱写了一曲英雄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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