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何力君通江行医五十年—何力君医生的口述记录
来时二十三岁，今年已七十四岁，在通江行医整整五十年。现在要离开，无边僝愁，不胜萦怀。许多心里话想说：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历史的伤痕，也有得意的欢乐。
治流行病
我是三台人，生于1915 年 11月。弟兄三人，居二，父亲何朝发只会打铁，为人本分，保不住膝下的三个儿子。民国二十四年(1935)被拉壮丁到江油，幸亏一个老同学（当连副）营救，逃出虎口。从此不敢回老家，东奔西走无安身之地。好容易在江油国立医院谋得一个半工半读的职业，一边劳动一边学医。在老师的耐心培育下，学得了一些医术能治一般疾病。1938 年春，同爱人龙婉清来通江。
囊内空虚，就在通江小街子摆药摊。旧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当时通江普遍流行的为婚乱造成的梅毒病。当地医生对这种病采用的升丹治疗，虽有效，可毒性大，不少患者不愿就医。
我在国立医院学西医，以“九一四”针剂治梅毒，疗效高又比较安全。在通江采用这种药，受到了欢迎。先在城内行医，慢慢到了城附近，后来又到距城百余里的乡下。医好的病人多了，在通江也有了一点声誉。一天天乡下来请的也就多了。前后五六年，治好梅毒病患者五百余人。瓦室、永安、泥溪、沙溪、春在、麻石、铁佛、名胜等地皆有我的足迹。哨口有个叫吴三杰的病人，背上长疮溃烂得快要空了，伏卧床上，呻吟不绝，奄奄待毙。家徒四壁，衣食无着，我给他打针，两个疗程就好了。那时的“九一四”（注：就是“新胂凡钠明”，又叫新惜花散，因毒副作用过大，现禁用，在兽类偶尔还在使用）针剂，系法国出产，价钱高，一针一至二元，治吴的病仅针药就是三十余元，只收了三、四元，不到针药钱的十分之一二。吴三杰感激不尽，称我为“救命恩人”。永安街上一个布客，喉头溃烂，咽不下食，枯瘦如柴，躺在床上，哀号不已。此人家住营山。在家的老婆孩子望他寄钱养活。一见我就泪流满面地说：“来通江做生意，本想赚钱回家养儿育女。那知染了这种病，不说寄钱回家，连骨头也送不回去了。”说罢伤心地哭了起来。我安慰他说：“现在有了治这种病的特效药，不用急。”他转涕为笑说：“那就祖宗有德，遇到贵人了。”后来治好了这个布客的病。
我与成都新医院签订合同，所需药物皆从新医院邮寄，我按时付款。与成都新医院签订合同，走的路就宽了。在交通闭塞的通江，要打开局面，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不加强与外地的联系，是不行的。有时，也自己到成都取药。那时的通江，土匪遍地，民不聊生，要办一件事真难。1942 年，到成都购药，过杀牛坪遇土匪，将所带财物抢劫一空。几年辛苦，存下的一点钱尽为乌有。原计划搞一个较大的药店，不行了。
1945 年，通江县成立卫生院，院长李慎。1948 年 10月，我到该院任主治医生，不再摆药摊了。一起工作的有屈元植、李建威、王平阶、．严庄等八人。院长一月工资九元，我八元，屈元植五元，其他工作人员二至三元。那时通江生活水平低，我与爱人一月生活费不过两三元。每月可节约三至四元。一天到晚又说又笑，不胜高兴。不久，通货膨胀，货物一天几个价。领的工资不能维持最低生活，由笑变哭。不过，没有多久，国民党政府也就垮台。
卫生院设备差，主要是内科，诊治一般病症，外科只能割脓包，或作一些简单手术，连盲肠炎的手术都不能做。那时通江的医疗条件实在可怜，我除治梅毒病外，还能医治疥疮、头癣、癖寒、摆子病等，与今天比，算不上有什么医术，不过混饭吃罢了。
急人所急
解放初，南下干部普遍患疥疮，知道我会治皮肤病，都来找。杜国茂、张立、徐世荣等的疥疮都是我治好了的。戎马倥偬的年代，战斗频繁，长年行军，穿在身上的衣服一月两月不换洗。睡大铺，给疥疮的传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疥疮成了解放军战士的严重病症。
干部需要量大。党中央决定，军队转地方工作，解放军官兵成了地方干部，好多人都患疥疮。通江县委书记杜国茂第一次到县医院（由卫生院改名）诊病，捞开衣服一看，血水与脓水黏糊糊的几乎找不到—块好肉。晚上恶痒难忍，就用手搔，横七竖八的指痕里浸出血珠。看到这种情况，不禁大吃一惊。解放初，百废待兴，兼之土匪猖獗，剿匪任务重。身为一县之首的书记就是夜以继日的工作，也还有很多事在等着要办。好多时候鸡叫几遍，还未入睡。及至躺在床上，又受疥疮的干扰。我们的书记啊，不知怎么过的。一个卫生工作者的责任感，催促我为他们治病。以柳酸、硫黄、锌氧等药为剂，嘱他又洗又擦，治好了杜的疥疮。治好一个，其他患者源源而来，先后治好二百余人。
为地方干部医治好了疥疮，受到了重视。1952 年春，巴中县开展土改，杜国茂任该县清江区分团团长，患疟疾，服药无效，派人回通江请我治病。杀牛坪为通江、巴中交界地，又是必经要道，不时有土匪进行抢劫。杜派五个民兵一匹马来接。我骑马走中间，五个民兵前后保护。到了清江区，在生活上特殊照顾，让我开小灶伙食。有生以来，没有享受过这样优厚的待遇。一个家庭贫困迫于拉壮丁而东奔西走的人，受到这样的重视，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这一次以“九一四”针剂治疟疾，收到了奇效，只打一针，就痊愈。杜更加对我重视，同年 10月，委任为通江县医院院长，兼县卫协会主任。是年冬，通江县开展土改，又委任为土改医疗大队副队长（正队长由县长张立兼）爱人龙婉清为接生员。
旧社会一个摆药摊的人，新中国成立，一跃而当了一个县卫生部门的重要领导干部。高兴的心情难以形容，工作起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劳累，什么叫疲倦。急人所急，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忙得没日没夜。一次，在沙溪，深夜接到通知，新民乡一农民患疾病，请出诊。步行三十里到农民家诊病，赶回沙溪天才亮。又一次，在河口接到通知，空山乡一农民食物中毒，需抢救，步行五十里的上坡路，赶到空山，病人还在距街十里的乡下，又翻大山一座赶往病人家。回忆起来那时的生活固然苦，而心境却是很愉快的。古人有句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既然党组织信任，委以重任，就得尽心竭力，不管好困难都得去干，要干就干好。交通闭塞的通江，妇女的生男育女牵动干家万户。1952 年冬，青峪蔡黄沟一妇女难产，求急救。县长闻讯，叫龙婉清去。该地距县城二百余里，步行不能救急。县长就把马让与龙婉清。那时县里只有县委书记与县长有马。县长自己不骑，让接生员骑，感人很深。难产已经三天才给县上打 电话，等龙婉清赶去，产妇己死。虽没有救活这位产妇，而县长关心群众疾苦，让马的事实，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拜师学艺
西医有优点，也有不足之处。治急性病与抗菌性病，疗效高，可是对慢性病与时瘟就不行。从长期的实践知道，西医向中医学，实行中西结合，很有必要。解放初，毛主席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我从内心拥护。1957 年，拜通江著名中医邓正南为师，学习中国传统医术。在拜师会上，县委书记叶永政说：“当徒弟就要像当徒弟的，要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嘛。在老师面前要低声下气，不许有傲慢态度。”还对我说，“别人不愿干的，你要干，别人不愿作的，你要作，这样老师才得真心实意地教，你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我把县委书记的话记在心上。吃饭给老师舀，上班给老师拿病历夹，上街扶着老师走，数年如一日。邓正南老师出身地主家庭。土改时，大儿任过伪乡长被镇压，加上其他原因，顾虑多，很难说内心话。我长期把他当成亲人照顾。尤其是1959 年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生活困难，农村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县委书记指示，要在生活上对邓老师进行照顾。我与邓老师在医院开小伙食，肉呀、糖呀、油呀，没有缺过。八十多岁的邓正南老师看到党对他这样关怀，加上我对他照顾周到，打开了封闭很久的心扉，对我说：“县委对我照顾得这样周 到，你对我又这样好，还不说实话，就不配做一个中国人了。”1962 年，吐露真情，有两件事，对我教育很深。
一次，马绍海女人张国莲生小孩八天了，睡在床上翻不了身，西医治疗无效，来请邓老师。我扶他到马家诊病。在回家的路上，邓说：“何医生，你看那女人病情如何？”我说：“严重。”邓说：“你打算用什么药方？”我对此症没有把握，只好支支吾吾地说：“师傅是主，我……”邓说：“病情是严重，不过，我可以担保，三剂药就可以愈。”我说：“怕不行吧。”邓说：“不信就看嘛！”邓用的生化汤加减。服了一剂就能翻身，服了两剂就下床走路，服了三剂就好了，如拈一般。事后，向邓老师请教，问为什么好得这样快，邓说：“此症属盆腔充血，要去游血，才有效。西医只顾消炎，不从去游血入手，焉能有药到病除之效。”我从这一病例学得了知识，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很多经验。
又一次，公安局长李效先打电话，说一犯人病危。叫我去诊治。一看，只见患者躺在床上，面如死灰，口不能言，眼珠不能动，舌苔呈黑色。摸手上，不见脉。诊断后，我说：“病情严重，要立即送医院抢救。”这个犯人是三合人，姓王，叫什么名字忘了。
病人送到医院，就组织会诊。几个医生看了，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开腔。马 X X沉不住气，首先打破沉默局面，说：“我看属胃气荣血，用犀角地黄汤行不行？”陈XX停了一阵说：“马医生高见，我同意用此方。”我是医务部主任，听了陈医生的话，表示赞成，说：“要得，就用犀角地黄汤吧。”邓老师发了火，说：“你们都搁倒，这样处方，病人服了，不等天亮就要见阎王。”邓老师医术虽高，而脾气不好，说话直来直去，常常为了处方，而争执起来。马 X X不高兴，说：“他行就 由他处方吧！”话毕扬长而去。陈XX也说：“既然他的本事大，还要我们做啥？”也离开了会诊室，只有我与邓老师留下。既不能责怪师傅，又不能拿定主意，急得心里火乱喷。我低声说：“老师，怎么办？”余怒未消的邓师傅气冲冲地说：“走就走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来处方。”我说：“老师，病情非同一般啊！”邓有把握地说：“不要怕，上午服药，晚上就会见效。”邓以银翘散加减处方。
对严重病人，不亲自护理不行。我亲自捡药，亲自煎，亲自送与病人服。半夜检查，脉现出来了，舌苔退了，病人突然大叫一声：“医生，我在哪里啊！”我安慰地说：“安心休息，住在医院里的。”第二天又服一剂，就要饭吃，继续服药，十余天痊愈。病人出院，我问邓老师，为啥犀角地黄汤不能用？邓说：“胃气荣血，马医生的诊断不错。不过，该病人已属末期，用犀角地黄汤，火上加油，会加速死亡。如果在早期是可以的。垂危的病人，只能轻轻地解毒。重了，弓硬损弦，会出偏颇的。”我从这一病例，加上平时积累，学了很多治时瘟症的经验。
多想出智慧
邓师傅治慢性病有一条原则：以扶正祛邪为主，诊断正确就不换药。慢性病的治疗本来需用的时间就长。经常是那几味药，患者会产生错觉认为医生无能，会在精神上打败仗。为了消除误会，有时也换几味，而主药是不会换的。
从治张国莲的病，摸索出了医治类似的多种疑难病。县医院蒋明容的兄弟媳妇生孩子已经三年了，腰痛，伸不直，行路困难，我用去瘀血的道理，两剂药就治好了。平昌有个妇女姓冯五十多岁，下肢痛，肌肉现红斑，但不化脓，在本县医治两年无效，听说我能治此症，到通江，服了四剂药就好了。通江县城退休教师王恩奎静脉炎，不知吃了多少药。四处写信，打听治此病的医生。接到朋友来信，得知全国只有南京一位医生能治此症，准备两千多元，欲到南京就医。闻听我能治此病，到县医院来找我，一月就治好了。
由瘀血造成的病症，不仅妇女有，男同志也有。我用这一方法治了男同志不少的疑难病症。县政府干部冯元松患软肋炎，医治两年无效。到成都省人民医院医治。会诊作结论，在目前，国内国际皆难根治。只能在疼痛时，服止痛片，临时救急。回到县，请我诊治，八剂药就好了。按去瘀血的道理，医治了十多种疑难病症，这是我向邓正南老先生拜师学艺获得的知识。
白天诊病，晚上学习，成了习惯。一般晚上只睡四五个钟头，就学习。我订的医学刊物较多，有北京的、上海的、有华北的、华南的，也有四川的。白天诊病，就把晚上学得的知识，用于实践。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又在晚上的学习中去找答案。学习、实践、学习。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摸索出来不少治地方常见病，多发病的经验。
高寒地带的人，喜欢饮酒，喜吃生冷食物，喜硬食，患牙病的多。但引起牙痛又有多种原因，有因颈椎骨痛引起的，有因结核性病引起的，有因风湿性病引起的，有因五脏六腑病引起的，病源不同，治疗的方法也有异，不能一概而论。我对龋病，通过多年实践，用中药治疗，有一定的经验。不管痛得好厉害，我只是几味药，服后就见效。如果化脓加西药抗菌，如果口腔溃烂，加中药的细辛，可以马上就不痛。县城的人，知道我治龋齿病有奇效，找我诊治的很多。我的这一经验，是从治五百人以上的病例中摸索出来的。
大巴山地区雨水多，气候温和，加之农村卫生条件差，蛔虫滋生繁殖成灾，患蛔虫病者比比皆是。蛔虫入胆道就出现了“胆道蛔虫病”。缺乏经验的医生有时把胆道蛔虫诊断为“胆囊炎”或“胃炎”。其实它与二者有显著不同的地方。前者痛得剧烈，严重时，患者痛得在地上滚来滚去，有如《西游记》所写孙悟空钻入铁扇 公主腹内抓住心子摔秋千一样痛，而后者虽痛却没有那样剧烈，前者时痛时止，痛则喊天叫地，恨不即死，止则如常人谈笑自若，而后者则终日如此，没有停止的时候。诊断准确，采用中西结合的治疗发放。中药用乌梅丸，西药用庆大霉素，或阿司匹林与维K。乌梅丸重在安，而不在杀：庆大霉素重在杀，而不在安，一杀大肠杆菌，一安进入胆道的蛔虫，让它慢慢退出。我用这样的方法，治胆道蛔虫在一百例以上。
在名医的指点下，经过五十年的摸索，能治六十多种疑难病症。别人不可治的，我则得心应手，别人没法的，我则如拈，别人说是不治之症，我则几剂药见效，因此，向我求医者日众。
（何力君口述，李瑞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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