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民国通江涪阳坝的抗捐斗争
南江抗捐斗争波及通江平溪。1932 年 9月下旬。平溪板桥柏树脚里（现板桥乡七村五组）杨明登组织农民一百多人，持火枪、矛子、斧头、扁担，到青峪鹿子坝刘定川家，捉拿催收捐款“督办”王梓蔚。刘家住精选队三十多人。农民与精选队交锋，打死精选队李新田，打伤数人，缴获步枪三枝，抓住了王梓蔚（受重伤），大地主刘定川畏罪潜逃。农民获胜，退住焦城（板桥写字岩背后）。慑于农民强大威力的王梓蔚：受审中，态度好，表示愿意减少捐款，当场释放。刘定川组织武装力量攻打焦城，杨明登带领这支农民队伍潜入深山老林。
通江与南江边界相连，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总是互相支援，共同促进的。刘定川组织武装力量镇压板桥农民运动，这一消息传到南江，激起了南江人民的愤恨，组织六百人，由孙玉书带队到了陈家坝。陈家坝的抗捐斗争出现了高潮，团正陈旭明迫于形势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抗捐事宜。
陈家坝出产桐油、茶叶、五倍子，尤以产银耳出名，有“银子窝窝”之称。捐税也特别重。陈家坝富绅除七户王姓外，就是陈利生，人们称为“银耳大王”。富绅占势力，捐税落不到头上，吃亏的就是穷苦农民。他们很少生产银耳，而一次比一次重的捐税却落在他们头上。这就出现了向两极分化的现象：穷的更穷，富的更富，穷的穷得舀水不上锅，富的富得银水淌。
民国八年，郑启和驻防巴中。陈家坝的捐款一次就是一万多元。团正何奇文提出，五分之一的捐款由七户王姓及陈利生负、担，五分之四摊派给群众。本来这一提议是合理的，却遭到七户王姓反对。王申甫为县参议长，对何不满，派人将他暗杀。处于饥寒交迫的穷苦农民，被捐款逼得走投无路。听到南江人民抗捐的消息，自然是喜如雀跃。孙玉书带的抗捐队伍到了陈家坝，就如干柴堆上放了一把火，风一吹就燃起来。
陈旭明与任习三等反复研究，总结过去的教训：又听说青峪刘定川组织了镇压农民运动的武装，决定用以下几种办法来开展这次抗捐斗争：1．暗中与河坝场联系，订于冬月二十一日，陈家坝与河坝场统一行动。2． 一方面组织抗捐队伍，到县城请愿；另一面调集团防，防止官府与军阀勾结，出兵武力镇压。3．暗中派人进城，了解官方动向，官方文来就文对付，武来就武对付。
冬月二十一日，陈家坝与河坝场汇集了一千多农民，抓着提收捐款的委员就打，看见士兵就骂。两个地方都闹得很厉害。陈家坝的农民狠狠地打了汤委员，河坝场的农民狠狠地打了张委员。这两个地方一动起来，其他地方也行动了。木罗坝、赵家沟、编萎沟、白院寺等一百多人，打着“官逼民反”的旗帜，也到了陈家坝。冬月二十二日唐班长带五人到河坝场。打死唐班长，打伤五人，河坝场聚集了三千多农民。披蓑衣，穿破烂，昂头挺胸向涪阳坝走去。
县长马寿龄听到陈家坝，河坝场的抗捐消息，立即与当地驻军串通，出兵镇压。驻军团长于德洋派兵一连急驱涪阳，阻止这支抗捐队伍渡过涪阳的大河。
当抗捐农民起程时，陈旭明等调集的各地团防人枪六百多，尾随在抗捐农民队伍的后面。到了快拢涪阳的地方，即埋伏在小河岩。如于德洋的兵动武，他们也就动武。据说干德洋兵原计划到陈家坝，对抗捐农民实行武力镇压，打听到抗捐农民人数多，怕力量不济，才在涪阳停了脚。
驻涪阳场的干德洋兵守卫上街渡口，不许抗捐农民过河。农民队伍派代表三人与干德洋兵谈判，被扣留。抗捐农民愤怒己极，一千多人冒着刺骨寒风，将衣服脱下挽成团顶于头，泅水渡河，赶赴县城。由孙玉书、阎绍奕带队。
陈家坝、河坝场农民进了通江县城的消息传来后，魏家河（现回林乡）、草池坝、新场坝、青峪口、板桥等地抗捐农民也纷纷向涪阳聚集，不到几天就有一万多人。反抗捐税的农民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强大。县长马寿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有人主张武力镇压，又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才决定用和平的办法解决，由 公安局长朱鉴屏当官方代表，到涪阳进行谈判、调解。怕农民与部队引起冲突，干德洋下令，调驻涪阳的兵退守草池，以观动静。
朱鉴屏到涪阳，在大沙坝（涪阳对河）召开会议。第一天就碰了钉子，在会群众要求减免捐税，朱鉴屏默不作声。吼声震天，山鸣谷应，要朱鉴屏回答。慑于群众的威力，才勉强表示全年只减捐税一次。
群众被激怒了，乱哄哄，闹嚷嚷，会场成了一锅滚沸的粥，不欢而散。
田赋历来就是一年一征。田颂尧统治通、南、巴，连年增加，成了一年四征。只减一次那就是说一年，还要征三次；杯水难救车薪之火，群众的气愤是有道理的。第二天，又在大沙坝开会，朱鉴屏装一副悲天悯人的面目，态度温和，措辞委婉。群众提出捐税全免，朱鉴屏像商场上的生意人，讨价还价，同意再减一次，会场上一片骂声，会议又被冲散。
聚集在涪阳一万多人，纪律严，尽管天气那样寒冷，尽都在街沿或露天坝睡觉，没一个进街民的屋。去时只带了三天的口粮，三天后口粮吃完，就由客长与涪阳团总夏祝三联系，分摊大米，以五十多口大锅煮稀饭。人多，饭不够，力气大的可以吃到，年小、体弱的吃不到。群众更加气愤，涌到朱鉴屏的住处，骂不绝口：甚至也有投石子的。群众四处高呼，“这里不行，干脆进城。”朱鉴屏到涪阳的目的，就是不让群众进城，己进城的一千多人，闹得县衙门关了门，如果这一万多人到了县城，就更难收拾。第三天开会，为了不让群众到县城，朱鉴屏说：“将大家的要求，呈报马县长，经磋商决定，一年不还粮，三年不缴款。”聚集在涪阳的一万多群众才陆续回家。
这次抗捐斗争在通江历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为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根据地，鸣锣开遭，大造了舆论。“披蓑衣的才走，戴斗笠的就来了。”参加抗捐斗争的农民每人披一床蓑衣，因此，称“抗捐农民”叫“披蓑衣的”，红军每个战士戴一个斗笠，所以把红军称为“戴斗笠的”。（李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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