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通江川剧兴衰史略
自明末清初，川剧在经过长期的孕育后渐渐成熟，并迅速传播于广袤的巴山蜀水之间。在数百年的发展衍变中，形成了南北一体、五腔兼备、文野交融、雅俗共赏的文化特征。通江川剧源于何时何地？其兴衰如何？记者通过艰辛采访，再现了这一文化现象。
一、通江川剧源于毛浴
明清时期，由于毛浴的繁华和独特的地理位置——扼县东、县北交通要冲，成为县内驻军次数最多之军事要镇。明末，于毛浴镇设副总府以镇川北，将原设13隘改为5隘（茶坝、望星、洪口、羊圈、土地坎），以副将统之。清康熙2年（1663年）和乾隆15年（1750年），毛浴先后设守备署。守备署主将为四品武官，其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光绪三十一年（1905）实行新政，毛浴仍属守备道制。因毛浴自明清以来，驻军较多，修建的古建筑也较多，仅街上便有“一厅、二衙、三较场、四乐楼、五城门、六古庙”。当时，毛浴远比通江县城繁华，这就是通江川剧源于毛浴的根本原因。
要谈毛浴的川剧，就得先谈谈熊敦武。毛浴人熊敦武（1870—1930）清末以经商起家，郑启和驻巴中，相与结交，委他当烟捐督办。后来又投靠刘存厚，派他任边防纵队司令，人称熊司令官，在当地很有名望。他于1918年路过江陵溪时，友人王清高送给他一个破烂戏班。后从绥定、渠县、阆中等地聘来生角曾大林、刘展劲，大花脸廖玉亭和胡猫儿，小生张天福，小花脸伏保全，青衣旦金画眉和粉蝴蝶、花旦张碧桃等共100余人，由杨仕龙当管司，定名为德胜班。
据通江县在解放初期致力于组建川剧团的地方文化名人许尔昌回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还是个小孩子。通江县城也不繁荣，现在的北街当时仅有几间瓦房，城里人很少，还有野猪、麂子进城的事发生。有一次，一头野猪跑到了大堂坝子里（今县政府的门前），引来了很多市民观看。毛浴的戏班子偶尔也到城里来演出，当时不兴卖票，一般都是达官贵人邀请而来。熊老爷作为川剧玩友（爱好者）有时也上台哼几句。我也不认识他，听大人说：‘那个穿袍的就是熊老爷。’听那种口气，熊敦武是很有威望的哟！”
毛浴戏楼达3个之多，当时剧团的经营方式是：先定人写剧本，再由发财人家出钱排练。可以上台时，在居民中再集点钱，也不分多少，愿给就给点。之后便一场接一场地演出，广大老百姓只需到时带上板凳来看戏就行了。毛浴街道一位老人说：解放前后唱得最红的有罗二女子，她唱昆角很吸引人。
许尔昌老先生讲：“当时毛浴戏班子里还有生角朱家遂、大花脸龙一元、丑脸程文建、旦角邓中明等，在当时都很有名。”
二、毛浴戏班进县城
刚解放后的通江，百废待兴。老百姓在抓生产、搞建设的同时，对文化生活也有着强烈的需求。通江川剧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正式产生的。
1952年，毛浴镇龙一元的戏班子搬进了县城，演员夏润木、罗永霞、邓中明、喜和尚（唱小生）、李正法（唱生角）、覃阳生（唱小旦）、七根毛（演小丑）等都被请到城里来演出。由文艺积极分子许尔昌、王志平具体负责通江川剧团的组建工作。
当时，没有卖票，所以就没有收入。但这一班人要生存，怎么办？剧团决定下乡演出创收。第一站到的是涪阳乡。剧团演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地老百姓一场接一场地看，剧团因此连演七天。一周后，剧团便到新场乡演出。下乡巡回演出结束回到县城后，县上将陈天进（原地下党员）调到川剧团任指导员。剧团里由陈天进管思想、管人事，许尔昌管经济。
三、五十年代通江川剧逐渐兴盛
1953年，通江川剧团又招了一批学生：胡天华、敖昌华、林登华、陈文碧等，这批学员在南充学习培训后，充实了通江的川剧队伍，全团演员已接近30个人，许多大型川剧《白蛇传》、《双花配》、《铡美案》陆续上演，演出地点在皂角树旁的大坝子，门票每张5分钱，每晚达千余人。许尔昌在取得了县文化馆馆长赵潘的支持后，又筹办了皮影戏和木偶戏两个班子。皮影戏班子仅三人，在城乡演了一年就没市场了，而瓦室人王和平领头的木偶戏班子演了七八年才解散。
1954年，通江川剧团开始在人民会场（地址为现歌舞团）排练演出，演出场子里一张长木椅坐5人，一横排刚好坐15人，全场总共能坐700多人。那时没有音响，演员们全凭嗓子吼。这里本是县委经常开会的地方，因演出需要，县上无偿给他们用。《水浒》、《大武艺》、《小武艺》、《薛刚反唐》、《粉妆楼》都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从巴中曲艺团请来的林登华，年轻貌美，她主要演闺门旦，很有名气。当时男人演女角的多，而她作为女性演女角，让人感觉更加真实、更动情。1958年，大炼钢铁，通江川剧团在铁溪上演《柳荫记》连演三场，观众都不满足。
当时，唱功很好的还有敖长华，她7岁开始表演，由于人小个子矮，每次是由大人抱到台子上去唱，一直唱到青年，应该是功底深厚。由于敖长华的舞台形象次于林登华，“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广大观众认为唯有林登华最优秀。
经过两三年的发展，通江川剧团成功排练有《柳荫记》、《耍水》、《葫芦丝》、《穆桂英打雁》、《秋江》、《思凡》，一批优秀作品调动了广大百姓对川剧的浓厚兴趣，也形成了通江县川剧事业的第一次高潮。为看演出，观众手提碳火笼子半夜起床排队买票。他们这个剧团属集体性质，自编节目，自筹生活费，卖出的门票由大家分，当然还抽出一部份去添置服装道具。1957年，为提高演员的业务水平，剧团派何光表、胡天华到南充读艺校。当时何光表在通江剧团学戏，攻花脸，师承邓九雷、金震雷。后来在重庆、达县等地川剧团担任主要演员兼编剧。1983年调到省川剧艺术研究院从事理论研究，并最终成为“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巴蜀奇才”、“剧坛全才”。
正当通江川剧走向红火时，许尔昌因兼任福民联营社的经理，事务繁忙，而退出了川剧团的管理。现在，许尔昌先老先生仍记得《柳荫记》中梁山伯访友的片断，在通江县城书院街他的家中，老人家饶有兴趣地哼道：
“哎呀呀，祝贤弟。
你好亏心，你好负义；
负义忘恩……”
四、六七十年代通江川剧与时代的结合
1962年，川剧团按上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演传统戏，也演现代川剧（戏）。他们排练的现代戏有《夺印》、《焦裕禄》等。
文化大革命初期，川剧团有50余人。上级要求：一边抓革命，一边搞生产。为顺应潮流，通江川剧团形成两派：一个是烈火战争队（保皇派），另一个是闯刀山（造反派）。当时，全国的文艺方针及特点是“一花独放”，演的都是革命样板戏。所以通江剧团就排练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沙家浜》等样板戏。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川剧团积极配合政府中心工作。如1964年，为清理阶级队伍，剧团排练了《夺印》、《李双双》、《嘉陵怒涛》等现代戏；为颂扬英雄人物，剧团排练了《红岩》、《焦裕禄》、《水牢仇》等多台大型现代川剧。演出后，深受上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好评。
1971年，通江川剧团更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多数演员被安排到建筑社、搬运社、棉织厂、饮食服务公司等部门，也有人被分到机关和学校。
五、最后的辉煌
1978年，通江县恢复川剧团。县上又将原川剧团下放的部分演员招回。重组后，通江川剧团达60人左右。老演员周显志任财务股长，他只身到成都、苏州等地添置了不少服装道具。周显志回忆道：“当时，马刀、花枪、小生褶子在成都买。而蟒袍、簪饰只能在温州买。莫说温州那么远，就是到成都都要三天。”
那时的剧团主要是演样板戏，剧团还到襄渝铁路建修现场去演出，主要演出有《杜鹃山》、《五把钥匙》、《胭脂》、《十五贯》、《哑妇与姣妻》及取材于八一南昌起义的《红城枪声》。
1982年，由谭少伯创作的《殊途同归》、《夜归》等剧目参加了达县地区第五届戏剧节，每次都是获奖而归；他排练的传统川剧《乐羊子》还代表了达县地区到成都参加全省演出，主演徐孝林获三等奖。
1989年，经济搞活了，老百姓也富裕了，电视机在城区居民家普遍使用，营业性质的歌舞厅也多起来，老百姓的文化娱乐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川剧不再成为老百姓热衷的文化娱乐项目。
当时，财政体现也改革了，上面只拨付经费60%，自己挣40%。这时的通江川剧是大演大赔，小演小赔，不演不赔。举步维艰的通江川剧团只得适应社会，适应市场，改变经营方式。在经过阵痛之后，通江川剧团的剧场拆掉了观众椅，改建成了滑冰场，成了城区青少年的游乐场；舞台改建成了舞厅，成了中青年的社交、娱乐场地了。
（来自《巴中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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