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巴州知府李汝琬
来自新浪博客，作者不详
李汝琬，陕西咸宁（今西安市长安区）人；附生①；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任巴州知州。
在巴州知州任上，李汝琬做了两件大事：扩建书院，兴巴州文教；重修城楼，强巴州防务。
作为民间教育机构的书院，始于唐朝。正式的书院教育制度则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代，于山林僻静处建学舍，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后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逐渐演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元代，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明朝，书院转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随后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权者忌恨，明世宗、张居正皆曾毁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魏忠贤尽毁各地书院，书院大没落。满清入主中原，继续抑制书院发展。至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书院渐兴；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庚子（公元1900年）后新政，所有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书院不复存。
丹梯书院是巴州最早的书院，位于南龛金榜山麓，因山势重叠耸秀，若丹梯然，故名；建于唐，相传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进士张曙曾读书于此；后经兵燹，宋光宗绍熙（公元1190年——公元1194年）初，州守赵彦绒重修；明改建为云霞书院。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冬，新建书院，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落成。旧址在今小东门书院街，由时任知州王廷松改义馆（私人捐资所办学校）而成。王廷松乾隆十五年农历九月初十履巴州任后，感于巴州“风土人情，良莠杂半”，认为“教为急务”。建书院得有地方，适“署之东旧有义馆，瓦屋三间，倾圮已久，空地一区，荒僻已甚。入冬之初，捐俸补葺”。书院告竣，并于乾隆十六年作《书院义田记》，勒于石，详述创建书院、设置学田缘由及自己的良苦用心。
九年后，李汝琬任巴州知州，理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设书院。“官廨之东有屋数间，湫隘卑陋，日就朽蔽。而所教才童登数人”（李汝琬《宕梁书院碑记》）。见书院范围狭小，建筑简陋，生源匮乏，遂生改扩建之心。当时，恰好中央也有政策和相关项目资金——“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恭蒙宪庙赐天下省会帑金百镒，俾悉建书院”（《宕梁书院碑记》），便抓住机会，又在旧书院的基础上“拓而修之”，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完工，因州旧名，题其坊曰：宕梁书院。
宕梁书院东北抵墙（今书院街北口至大桥北端）、西抵吏目署（原址在巴中县招待所大礼堂处，今巴州区文化馆、图书馆处为拓建之书院）、南抵张姓居民聚居处，进出书院的大道名“学巷街”（今书院街）。
改扩建的宕梁书院，因占地面积大，建设得十分气派，功能齐全。有讲堂，有师生宿舍，有厨房，有办公室，堂舍东西边全是图书室。书院宽敞亮堂，环境优美：“重其门，复周以垣。垣之外，山川之胜环焉”（《宕梁书院碑记》）。书院所需，一切按需供应；重新配置师资，遴选秀才和有学行的人为师，求学者趋之若骛，形成“尔多士藏修于斯，游息于此，潜心经籍，冀为通才。”（《宕梁书院碑记》）书院外，也别有洞天：“况出户而望，连山翠其入云，芳树蓊其行列，是崇德辨惑之所兴思也。诸生其有意乎？至其俯瞰‘字流’②，足以涤胸中之尘秽。庶几为文也，洁净精微有当清真雅正之旨乎！”（《宕梁书院碑记》）
李汝琬认为巴州僻在山中，士寡闻见，“其于国家广学之盛、教育之隆”是地方官的使命、责任，不敢懈怠教育，故兴尊师重教之风，勉励自己不负当今皇帝和州民，并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书院落成时作《宕梁书院碑记》，刻于石，流布后世。
宕梁书院建成，三十四年后，也就是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九月，白莲教“掌柜”（设“掌柜”、“元帅”、“先锋”等职）樊人杰、“青号”（以“青”、“黄”、“蓝”、“白”为记）首领徐天德率教徒攻陷巴州城，烧杀抢劫，书院被焚毁，仅存基址。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时任知州顾尧峰再次修书院，重建头门一座、二门三间、厢房两间、讲堂三间、书堂五间、左右书房十四间、厨房四间，于书院左侧建魁星阁一座，石台高一丈二尺，阁三层，高六丈八尺，祀魁星像于其上。新书院规制巍焕，庭宇爽垲，延师训课，弦诵相闻。每月师课外，官课一次，拔其尤者，给以膏火（灯油钱）奖赏。受教者，鼓舞奋兴，切磋学问，人文彬彬日盛，昔年光景再现。
嘉庆年间，州人谢一鸣等撰写的《巴州志稿》称李汝琬“设学造士，惠爱群黎；增修书院，士民爱戴，固当不虚”。
巴州，旧有土城。后蜀广政四年（公元941年）筑城及建牙楼（城墙要隘处作防护的小楼）。宋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复修。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年——1487年），州判唐平、知县王成扩建，包砌以石，城高一丈二尺，周围四里，计七百二十丈，城池深广一张二尺，门有四楼；正德年间（公元1506年——1520年），参议胡凤增修；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后，屡次营缮；崇祯末（公元1644年）圮，清康熙初年复修。至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李汝琬领州民重修城楼，分别额题：仁春、永丰、承熏、安澜，四个城楼名皆含祥瑞之意，表达自己及州民美好的愿望。
州城东二里有新溪河。州城东向交通要道必逾此河。每逢山洪暴发，往来行人极为不便。李汝琬在溪上建桥一座（在原巴州镇红岩河村），方便通行。
在州西六十里的鹿溪建回澜桥（又名古溪桥、鹿溪桥，在原巴中县麻石乡古溪村，今属恩阳区辖地），高三丈、长八尺，石材建造。此地是巴州通往保宁府的要路，有了桥，极大地提高了要道通行能力。
在州城西三里走马岭新建义冢（位置在原巴中县城守乡后坝村。义冢，旧时城镇附近设置的公墓，墓地由地方官府或私人捐款购置，俗称“乱葬坟”），与旧义冢连为一体，解决州民安葬问题。
从赴任巴州办书院、修城楼、造石桥、建义冢，时间跨度达五年之久。考察志乘，李汝琬在巴州知州任上算是时间比较长的一位官员。有清一代，在一个荒僻边远的穷州一呆就是五六年时间，实属不易，也极少见。个中原因，是朝廷的缘故，还是他自己流连巴州，笔者不敢臆测。
李汝琬至迟在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离开了巴州。
李汝琬到哪儿去了呢？出于好奇，笔者上网查阅《清实录》。在《乾隆实录》中，终于找到了他的行踪——他到霸州（今河北省霸州市）当知州了。清代，巴州不领县，属“州视县”，隶保宁府（今阆中市），视为县级，知州官秩从五品，略低于直隶州州官官秩。霸州属直隶管，直隶州知州地位与知府平行。李汝琬稍稍升迁了，官秩五品。
同样是在《乾隆实录》中，我看到了他官场生涯的结束——《乾隆实录》卷八百四十四：
谕：据杨廷璋查奏，肃宁县武生孔圣宗控告承种郭炌入官地亩、减租夺佃一案。该旗委员和尔景阿，先赴原佃陈文彩家居住，得受馈送，串通减租，捏名认种，复经告病知县王汝木家人受贿，代投认状各情由。并查出霸州、河间、任邱三处。郭炌入官地亩，均有短少租额情弊。亦系委员和尔景阿自往勘定，领催跟役，俱得受钱文。该地方官并不会同查办，率行造册，并任书役人等婪赃舞弊，恐其中尚有别情。请将委员和尔景阿解任，同领催人等，发直质讯。其霸州知州李汝琬、任邱县知县商衡、前任丁忧河间县知县盛鑏，均请革职审拟等语。和尔景阿查地定租时，既有受贿营私情弊，即著革职，并领催跟役人等，交与军机大臣严审，确情具奏。肃宁县告病知县王汝木，业经降旨革职，令山东巡抚解直质审。其李汝琬、商衡、盛鑏，俱著革职……
李汝琬因一件徇私舞弊的案子受牵连，被乾隆革职。
他曾经工作过的两个地方：巴州、霸州，读音相同，一南一北，细想，颇有意思。
注释：
① 附生：明、清“附学生”的简称。明代在廪膳、增广生定额之外所取的府、州、县学生员，因附于廪膳、增广生之后，故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清代沿袭。
字流：亦称“字水”、“字江”。巴河巴州城段曲折如“巴”字，故名。此处指环流书院的巴河水。宋人杨庭杰诗句“与他巴水字相连”（《和<子厚使君登南龛古楠寺>》）、范文□诗句“晓看三叠巴流字”（《和<游南山赋五十六言呈书记郎中教授大著>韵》），元人李越实诗句“字江如练复如带”（《北山访王真人仙迹题白云亭》），清人吴琦诗句“巴字江环金榜北”（《乾隆戊子游南龛》），民国甘梯云诗句“字水巴江堪如画”（《游南龛赋》之二）、无名氏诗句“巴山苍苍，字水洋洋”（《赞诗》），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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