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
熊国炳(1902-1960)，原名熊廷南，1902年生于四川通江县洪口乡熊家湾。自幼家贫，过继给竹峪乡熊家坪熊邦杰为子，仅读了四年私塾。18岁时就娶妻成了家。1930年前后，养父母相继去世，熊国炳受当地人排挤，又只好迁回原籍居住。回到老家的熊国炳，由于无田无地，只有靠给人抬滑竿，打短工维持生计。不久又因交不起“抬子”捐，便奔赴大山上打猎为生。有次他不慎误进了猎人们缚虎的机关，被毒箭射中腿肚，面临丧生的危险。他强忍穿心般的疼痛，立即自行拔出，得以保全了性命，因而被人称为“巴山勇士”。
1932年冬天，熊国炳在狩猎过程中，意外地结识了红四方面军派往川北的侦察员刘子才，并在刘子才的启发教育下，帮助他以贩卖梨子为掩护，在川陕边区侦探敌情，及时向转战中的红军提供了川北敌人防务空虚的情报。这年12月，熊国炳和刘子才奉命到巴山老林迎接红军人川，旋即就带着红军来到洪口，首先在他家乡熊家湾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军，建立乡苏维埃政权。由于他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到1933年1月他所领导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成绩，受到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夸奖和赏识。推荐并提拔他到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参加筹备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由己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的袁克服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临时革命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于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当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当上省苏维埃主席的熊国炳，在中共川陕省委的领导下，根据党和红军的指示与决议，和省苏维埃政府的一班人共同带领川陕边人民，全面展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他和省苏副主席杨孝全、罗海清首先签署发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布告》，并和省苏政府各委员一道，分赴各地直接发动群众，组织赤卫军、游击队等地方武装，配合红军反敌“三路围攻”，当敌人进攻紧张时，他率省苏政府机关先后迁往得汉城、沙溪嘴等地，组织和领导根据地人民参加红军，地方武装和担架队、运输队等组织，开赴竹峪关、空山坝等前线，配合红军作战。
粉碎川军“三路围攻”之后，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都得到了发展与扩大，根据地也出现了一个愈加巩固的新局面。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的决议精神，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8月1日，在巴中城召开了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160人，听取了熊国炳自省苏政府成立以来所作的工作总结；通过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的决议，发布了粉碎以刘湘为首的新围攻的号召；制定了优待红军家属、公粮、婚姻和禁鸦片等条例。最后选举了由32人组成的新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熊国炳仍当选为主席。在省苏政府之内，设财经、经济建设、外交、交通、土地、劳工、粮食、文化教育、内务、工农监察等委员会和军区指挥部、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戒烟局等机构。省以下为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府，村政府以下设十家代表，使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大会以后，熊国炳根据大会决议，亲自组织查田突击队下乡，开展查田运动，进行土地革命。随后红军胜利地进行了三次进攻战役，重创了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军阀，将根据地扩大到渠县、营山、宣汉、达县等地。面对如此迅速发展的新形势，熊国炳将政权建设列为首要任务，迅疾率领工作队进驻这些地方，新建起渠县、营山、长胜等县苏维埃政权。为加强各级苏维埃的自身建设，随即又开展了“改造苏维埃”的运动，将大批混进各级政权内的地主土豪劣绅等反革命分子清洗出去。但在这项工作中，由于战斗紧急，调查研究不够，轻信匿名报告，也把一些忠诚革命的优秀干部清洗了出来，给革命造成了损失。尤其是有人控告工作很有成就的赤江县苏维埃主席赵有义隐瞒成分和出租土地放债问题时，他立即与临委主席赵建章等人一道进行了复查，得出结论是诬告。他便果断地提升赵有义担任省戒烟局局长。接着他又以此为由不顾一切向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等党和军队领导人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力谏他们要改变过去那种粗糙的肃反做法。经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全省各县苏维埃主席和保卫局长联席会议上作出决定，迅速纠正了肃反工作中的粗糙性和扩大化，使不少受冤的干部得以平反昭雪，为革命保存了大批精干的宝贵力量。
在此同时，熊国炳还直接领导了苏区的农业生产。他根据许多老农的种田经验，及时采取措施，调剂耕牛、农具、良种和劳力，组织起千苏区军臣6<19e／e。／件址。舀到了由丝蒜维埃共和国丰席毛涇案的执愭粹苏区军民的粮食供给，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热情赞扬：“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
反敌“六路围攻”胜利后，为总结反围攻以来的政府工作经验和巩固根据地，省苏政府采纳了熊国炳的建议，于1934年12月11日，在巴中召开川陕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440人，其中女代表260人。会议就全省第四次党代会的决议，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决定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以粉碎敌人新的“川陕会剿”。会议还根据工作中存在的错误，颁发各种布告，就肃反中捕人和征发、没收等作了明确规定。改选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再次当选为省苏维埃主席，余洪运、祝义亭当选为副主席，有委员27人。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当即决定依靠老区，开辟新区，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向川陕甘方向发展。能国炳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发动群众积极送粮、运枪弹，支援红军顺利地进行了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成功地渡过了嘉陵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当先头部队渡江以后，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严令之下，熊国炳率领川陕省的政府工作人员撤离苏区，向西转移，继续在扩大的根据地内建立新的工农政权。到达广元地区，为了揭露国民党和四川军阀的罪恶，熊国炳和副主席余洪远、祝义亭三人签署发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以七字一句的韵文，历数了国民党和四川军阀的罪恶，号召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消灭这伙强盗，推翻帝国主义。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和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机构完全撤出川陕根据地，川军和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杀害了熊国炳的两个不足十岁的儿子，将他妻子活活饿死，熊国炳在行军途中闻讯，承受了巨大的悲痛后，振作精神，抹去眼泪，指挥后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行进在艰苦的长征路上。
1935年5月底，红四方面军乘胜进占茂县之后，张国焘擅自决定建立“西北联邦政府”。熊国炳因不赞成这个决定，便被降职到联邦政府任第一局局长，分管后勤工作。同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之后，在党中央的严令之下，张国焘撤销了“西北联邦政府”。同年11月，他在绥靖担任经过重新调整和恢复的西北联邦政府副主席，主席为邵式平。1934年1月，四川省苏维埃政府在芦山城成立，熊国炳又任主席。这年6月底，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将大批党政干部改派军队任职，熊国炳亦被派进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任经理处处长和群众工作部部长，负责全军的后勤工作。面对新的职务和新的工作，他不仅不计较个人职权的升降，而且还从头学习领导后勤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并迅速成为内行，任劳任怨地为红军筹粮备物。在三过草地的艰苦岁月里，他常常以草根、树皮充饥，而把自己那份粮食留给其他官兵。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带领全体后勤人员，跋山涉水，购买粮食和物资。在工作中，熊国炳一边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一边和土匪与国民党及反动头人作坚决的斗争，为保障红军部队的粮食和物资供给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了全军将士的高度赞扬。
1936年10月下旬，刚刚经历了万里长征，已经疲惫不堪，还穿着单薄褴楼衣裳的2.18万余名红军战士，为了执行中央军委的宁夏战役计划，从甘肃靖远虎豹口（今天的“河包口”）渡过黄河。这支由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所属的红9军、红30军及董振堂率领的红5军组成，总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因蒋介石空军、骑兵、步兵的围追堵截，原计划一同渡河的红31军等部队没能渡河，被隔在了黄河对岸。这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的部队，在每人只有六发子弹，衣衫褴褛没有冬衣的情况下，想通过河西走廊，远征新疆，打通所谓“国际通道”，向苏联靠拢，注定是一场悲剧。
同年11月10日，党中央鉴于严峻的形势，遂电令西岸的红军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副主席为徐向前，委员有曾传六、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这11名军政委员会成员有的不久就战死在河西走廊，如杨克明、陈海松、郑义斋；有的犯了错误，战后送去苏联学习；有的在西路军覆灭时侥幸脱身，后来继续东征西讨，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如李先念。被授予元帅的徐向前和大将王树声、李卓然也担任了重要的军政要职。唯有位列第六的熊国炳，却像谜一样消失了！
1986年5月，酒泉地区数位同志为撰写酒泉市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小传而查阅历史档案时，发现一个叫“张炳南”的西路军老战土就是大名鼎鼎的熊国炳，才让这位像谜一样消失的红军将领浮出水面。
1937年1月，董振堂的红5军在高台苦战后全军覆没，熊国炳和郑义斋、作战科长秦基伟带着后勤的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团战士，在敌人的骑兵数层包围里杀开一条血路，赶到倪家营子和总部会合。混战中，熊国炳的妻子张庭富（原川陕省委妇女部长）中弹负伤（一直误为牺牲）。1937年3月，西路军败局已定，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雪地里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由陈昌浩提议，他和徐向前东渡黄河去陕北找党中央汇报西征失败情况，剩下的人员由李先念、熊国炳等人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分左右两个支队，留在祁连山打游击。
后来熊国炳被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承认自己是一个伙夫。敌人看他单薄褴褛的衣裳和蓬头垢面的形象也不像个官，只好泄愤地抽打他。一个裕固族老乡看了不忍心，向马步芳的骑兵求情才放了他。后来他在这个裕固族老人的帮助下走出了祁连山，流落到酒泉，化名张炳南，在这里和一个叫白玉生的女人结了婚，并摆了个烟摊，卖大饼过日子，直到全国解放。
解放后熊国炳也没有向有关部门说出自己的身份，只是在1951年9月才用张炳南的名字向酒泉人民政府登记过曾是红军西路军战士，而且这个登记已经迟了两年，他是怀着什么样的原因去登记的，不得而知。1952年，河西走廊开始土地改革，熊国炳的革命热情又燃起了，他以一个西路军老战士的身份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斗地主分田地，是他二十多年前干过的旧事，现在重操旧业，自然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他在发动群众，宣传政策方面表现出的熟练、准确，让年轻的工作队员感到十分惊讶。谁能想到，这个须发花白的老人当年是曾经领导过600多万人口的川陕省苏维埃主席呢！
土地改革后，他还是没有归队，仅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在酒泉黄草乡泉湖村落户。1958年，“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浩劫，使河西走廊这块沃土饿殍遍地，实在没法，熊国炳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故乡竹峪(1954年已划万源县)。由于这场灾难是全国性的，四川比其他地万更饥饿，没法他又于1960年春回到了酒泉黄草乡泉湖村。这年的10月，饥饿、疾病和战争时留下的伤痛复发，全身浮肿的他在痛苦中去世，年仅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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