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民国通江人物孙玉书轶事（上）
孙玉书（1901——1940），派名孙宏麟，在民国二十九军任团长时号称孙力军。祖籍通江县涪阳乡孙家山（1951年孙家山划归南江县大河乡）。曾任通、南、巴三县剿赤大队队长，二十九军特科团院长，南江县警佐室警佐。1939年，田颂尧、孙震委以副师长之职。其人身材魁梧，高2.1米，国字脸，英俊。人们对其人毁誉各半、对其功过，评说纷纭。无论做何结论，此人在通南巴可以说一个传奇人物。一、学生时期
孙玉书之父孙德阳，自耕田畋，略识字，善篾工、家道小康。当时孙姓族长孙仕廷系孙德阳叔父，乃当地团总，二子——孙甫仁，孙里仁皆为中队长，父子三人声势显赫、族人乡里没不敬畏。孙德阳决心倾家财送子读书，希翼成名，重振家声，免受族叔欺凌。
孙玉书八岁入私塾，守业于当地名师何穆生，成绩优异、见解独特，从不屈让与人。在一次宴请老师的席上，因一事与老师争辩，其父责其失礼，孙玉书却回答：“当仁不让于师”老师称赞：“此子后必有所作为!”教育分外精心。
1917年，孙玉书考入保宁（今阆中）联中，当时当地能考入保宁联中者，可谓凤毛麟角。因孙玉书自幼不贪恋，用钱如弃物，故他在考入联中时，孙仕廷当着孙玉书父子之面告诫孙德阳：“孙老四（孙德阳排行老四），孙宏麟是个败家子，不成器的，我劝你不要送他读书算了，你难得编篾！”孙玉书愤记心中，决心以后要整治这位红极一时，权倾一乡的叔爷。
1920年暑假，孙玉书回家时，正逢孙家山石庙子庙会，组织庙会者即孙仕廷父子。孙玉书信步逛庙，恰遇几位文人正在编写对联。孙仕廷一见孙玉书回乡，心想新学堂的学生不会写对联，便有心出他的洋相，遂叫道:“孙宏麟来给菩萨写副对联！”孙玉书随手拈来两张联纸，提笔问：“写哪位菩萨的？”孙仕廷随手一指庙门前土地堂：“山门土地”孙玉书挥笔疾书：“哎呀呀，尔等胡闹天地，老婆婆，我们紧守山门”在场文人个个点头。孙仕廷一看，自己雄浑遒劲，对仗亦工整，也适合土地身份。虽然点头微笑，总觉文字含义有点不对劲。孙玉书用拈来两张联纸：“写哪位尊神？”孙仕廷一指侧门神像：“吴二爷”。一传说是阎王爷命其锁拿阳人地府的差人。也叫无二爷。孙玉书略一沉思，一挥而就：“那怕你逞强逞暴；谨防我牵进牵出！”在场文人惊叹中交口议论。孙仕廷更是一惊，暗想此地将生一个可怕的对手。自此对他另目相看，一改往日的轻蔑之态。
1923年，孙玉书保宁联中毕业回家后，即多方收集孙仕廷父子勒索乡里，危害乡民的材料，接着以“明团暗匪、三虎嚼舌”为主语的诉状，陈述了通江县府、且一直住于通江催案。县团练局每月两次到孙仕廷家中押人到堂，孙仕廷父子却不敢对岸。差人每次到家中，只得一边躲藏一边花钱打点，同时到县上各方说情。团练局告知，要了此案，必须到县城接回孙玉书，双方调解合议。孙仕廷数次派人到县城均未将孙玉书接回。最后请侄孙女婿张楠（孙玉书同学、盟兄弟）到县城劝解。孙玉书在张楠的劝说下，撤诉回家。孙仕廷请来当地名流族人与之和解。紧接着，孙玉书痛斥了孙仕廷父子不法行径，并将之“牵进牵出”，孙仕廷团总一职自此撤销。
二、领头抗捐
1932年，田赋由一年4征加到14征，各种捐税名目到达130多种，许多农民虽然倾家荡产亦难以缴纳。通南两县的县长均发出“杀人可恕，欠款难容”的手令。秋来，通江县府派陈委员来涪阳乡一带催收捐款。一天，陈委员来到与通江毗连的南江大河乡了，是逢场日，陈与大河乡当政者取得联系后，即在十字街头，茶馆前搭台宣讲“杀人可恕，催款难容”。先有一人在台上鸣锣通知后，陈委员即登台演讲。孙玉书和几位同志在茶馆喝茶，诉听陈委员讲到“杀人可恕，欠款难容”时，一掌拍翻桌上数只茶碗，愤然走到台上，顺手提鸣锣者的铜锣掷于街道，厉声责问陈委员：“你是通江的委员，胆敢跑到南江来胡说什么’杀人可恕’”！随手给了陈委员一个重重耳光，既然杀人可恕，欠款还有什么难容，我打你也就应该了，随手又给了陈委员两个耳光，陈委员一时为孙玉书魁梧的身躯和喷火的目光所威慑，在乡民一片叫喊声中带着团丁狼狈逃回涪阳乡所辖白院杨俊团总家中。经打听，打陈委员耳光的人，原系杨团总所管孙家山的孙玉书，杨告诫陈：孙玉书保宁联中毕业生，此人颇有胆识，不畏官绅，在大河、白院一带略有名声。他的叔爷孙团总就是遭他整下台的，若不将他收拾下去，随今后捐款的收缴，将是一大障碍。杨、陈经过策划，陈即回县向县长报告孙玉书抗捐打人的过程。县长和驻军王营长联系后，王即派一班长带士兵一名来孙家山捕捉孙玉书。班长和士兵与清晨来到孙玉书家时，孙尚未起床，其父孙德阳正坐在阶沿编背篓。阳德见二兵士持枪来家抓人、遂谎称孙玉书未在家。班长和士兵即捆绑孙德阳，孙玉书闻声起床，赤裸上身，顺手从门口拖一把火锨，奔出门外，一锨砍伤士兵，士兵弃枪而逃。王营长问讯，声言踏平二江寨（通南两县交界的寨子），血洗孙家山。
孙玉书知道祸事惹大了，遂连夜办米杀猪，邀集当地欠捐农民来家，组织他们抗捐闹款，同时集中数十只火枪，并邀集当地铁匠打造月矛，准备迎击王军。
几天后，孙玉书组织了孙家山、梭罗坪、屈家山、芭蕉溪、乌龙垭、任家山、石家山、牟家沟、土墙坪（均属于涪阳管辖）等地数百人涌向杨团总办事处的仙龙庵，杨团总闻讯而逃。抗捐农民捣毁办事处，焚烧捐款花名册、农民欢呼雀跃。孙既书趁热打铁：“各位乡亲，县府和驻军既不会善罢甘休，更不会减少你们的捐款。怎么办？大家回去邀约那些缴不起捐款的农民、背上被盖、锅罐、带些能充饥的食物，明天上午在白院集中，到通江县要县大爷免去你们的捐款。以求活命！”人们同声赞同。
第二天，近千饥民背着破锅烂罐，麻花铺盖（烂得无法缝补的铺盖），带着极少粮食，齐集白院寺，开往200多华里外的通江县城，沿途采集菜树叶和着少许家粮，就地安锅煮饭，露天扎营。所到之处，欠捐饥民纷纷参与，第二天抗捐队伍增至数千人，沿乌龙垭、陈家坝、河坝场、涪阳坝向通江县城涌去。接着通江半数以上的农民相继开展抗捐活动，使全县抗捐活动进入高潮。
孙玉书所带领的抗捐队伍抵达草池坝时候，人数已近1万人多。通江县长带领的有关人员及王营长欲踏平二江寨，血洗孙家山所带的部队，被阻于草池坝。双方就地谈判。孙玉书提出必须免去历年各项捐款，县长及王营长只答应减少当年部分捐款，双江僵持数日未能达成协议。接着不断传闻各区抗捐群众正在开往县城，又收到红军即将由陕入川的消息，县长便欲立即赶回县城，遂答应除减少部分捐款外，余款缓缴，抗捐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孙玉书在通江的名声传开了，数十万饥民感谢他，特别是王营长对他痛恨切齿。正当他准备带领人马踏平二江寨、血洗孙家山时，红四方面军71师攻占了通江城，王营长带着人马星夜逃往巴中去了。
三、反共大队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攻占通江后，71师政委李先念获悉孙玉书领头掀起通江的抗捐斗争，组织百余人的民团，推动了通南巴三县抗捐斗争的发展态势，通江县人民对他的赞誉。于是派人暗道孙家山与孙玉书联系，使其投共，为红军进攻南江效力。那时候盛传红军共产共妻，专杀有钱人家，而孙玉书已有妻妾三房，田地一百多亩，按流传属共产共妻且予以杀头之列。他对流言虽不完全相信，却持观望态度。故对红军来人的劝说，既未接受，亦未拒绝，只做一番应酬。
1932年下旬，红四方面军11师、12师、73师一部，先后从通江陈家坝、平溪坝两地进军难见大河口，73师217团首先占领孙家山，与田颂尧部刘汉雄师激战于孙家山二江寨，刘师败退。1933年1月9日（农历1932年腊月14日），73师占领大河口。孙玉书带领少数民团躲进四方井大山中，投共反共，闹不定主意，继续观望等待。其父孙德阳带家人藏于家门前面的乌云沟。红军占领大河口后，一方面建立区、乡、村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清缴当地民团及反动势力。农民刘XX向大河区苏维埃报告了孙德阳躲藏的地点，区苏维埃派人由刘XX带队将孙德阳捕捉后，用锯木面由口中灌筑而死。孙玉书闻信后，万分悲痛，随后捕杀了刘XX，旋派人说反了大河区苏维埃中队长岳成祥，夜袭区苏维埃，杀死区苏维埃指导员陈XX，从而走上反共与红军为敌的道路。
1933年2、3月，大河、白院一带，红军与田颂尧部时有激战。孙玉书带民团盘踞四方井一带，相机偷袭红军，3月中旬，田军刘汉雄师，猛攻红军坚守的亮垭子，贵子岩，伤亡惨重，未能前进一步。时坚守亮垭子、贵子岩之红军11师奉川陕省总部（设通江县）命令作战战略转移。11师之一部在转移前向六师猛烈反击，刘部为免遭歼灭，狼狈向下两方向逃跑。党刘汉雄师望风逃跑，红军迅速转移之际，孙玉书却带领民团尾随红军之后，鸣号放枪，俨以追袭。但经贵子岩、燕姑塘、红碑湾、花台寺、大明垭、乌龙垭，终未发现红军一兵一卒。刘汉雄则认为孙玉书指挥有方，民团战斗力强，解了他被歼之危，遂呈报田颂尧，极言孙玉书之功，欲将招之属下以攻击红军。可孙玉书不愿寄人篱下，田遂任命孙玉书为通南巴三县剿赤大队大队长，并发给枪支弹药予以补充，仗着对地形熟悉，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从未与红军正面交战，故未遭到红军的歼灭，而受到田颂尧的青睐。
5月下旬，红军在空山坝大捷后，开始大反攻，相继收复南江、攻占巴中。8月中旬至9月下旬，先后取得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战役辉煌胜利。孙玉书之反共大队遂田颂尧退至三台。田颂尧任命孙玉书为二十九军特科团团长，直属军部管辖。
孙玉书在途径昭化县（今广元昭化）时候，正逢通南巴三县上万的外逃难民云集昭化县城。黄昏时，昭化县警察局派人鸣锣通知：“通南巴三县的难民，必须马上离开昭化县城，不许再昭化城内过夜！”孙玉书和几个同僚正在茶馆吃茶，一听这通知，离座跨至鸣锣者面前，提过铜锣掷于街道，厉声问：“谁敢发这混账的通知”鸣锣者答：“警察局长”。孙玉书瞪着鸣锣者：“难民们背井离乡，逃难至此，不说在县城露宿一宿，就是住上几夜，何尝不可，假如你们逃难到他县，别人如此对待，你们觉得如何？去，请你们局长来！”鸣锣者点头哈腰而去，终未见警察局长来。难民能在昭化过夜，莫不感激这位赏不认识的人了。
孙玉书驻军三台时，凡通南巴的难民到了他那儿，均给以饭吃。通南两县凡是他认识而无钱吃饭的人，只要到了他那儿去，均给一块银元予以周济。
1935年4月，红军撤离南江，5月，国民党在南江复辟。1936年县公安局改为警佐室，田颂尧命令孙玉书带枪400支回南江任警佐，意在整治南江治安。1937年，孙玉书因为县长李植生政见不合，加之无意于警佐一职，遂弃职挂冠归家了。（来自：《南江文史》第六辑，作者：张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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